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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中国】商场消费“年味儿”浓：餐厅排长队 黄金消费市场升温******
中新网1月16日电(中新财经 左雨晴) 春节将至，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断优化，人们的出行增多，线下消费的活力逐渐释放，各大商圈被浓浓的年味包裹。
商圈人潮如织 餐厅非正餐时段也排队
1月14日，在北方小年的这一天，北京西单大悦城客流涌动，不少店铺的交款处排起了长队。其中，餐厅生意尤为红火。
“下午两点多逛完商场想找个地方吃饭，结果问了好几家餐厅，全部都要排队20桌左右。”一名消费者向中新财经感叹，“花了半个多小时找餐厅，又等了半个小时的位置，这下真有了过年的感觉。”
商场中排队的顾客。左雨晴 摄中新财经注意到，从中午正餐时间到晚上，西单大悦城多数餐厅的门口都不乏等位的人；一些茶饮店和点心店铺点单处也排起的长队……伴随着餐桌上食物的香气升腾，年味愈发浓郁。
为迎接春节，不少商场举办了年货节促销活动。例如，朝阳大悦城针对餐饮、黄金珠宝、鞋帽衣饰多个品类给予了满减优惠，并推荐了多个特色店铺；君太百货除满减和满赠优惠外，还推出购物抽奖、小程序集卡抽奖等活动；北京荟聚中心则推出多种1元秒杀券、超百家品牌参与的满减活动，并针对儿童推出免费游乐体验活动，让孩子在新年的氛围中享受快乐。
岁末添金黄金消费市场升温
岁末添金，是不少人过年图个“好彩头”的方式。尽管近期黄金价格呈上涨趋势，也未能挡住人们购买黄金的热情。
在北京菜百首饰总店，黄金购买区连日来持续回暖，销售人员忙得不可开交。中新财经注意到，在买金的各色人群中，既有带着孩子前来的父母，也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更有不少年轻人的身影。
菜百首饰总店转运珠柜台前购买的人群。 左雨晴 摄其中，转运珠最受消费者欢迎，柜台前人群层层交叠，最外围的顾客踮脚探头也难以窥见柜台上的展品。现场不得不临时建起购物通道，引导消费者有序购买交款。“没想到买个配转运珠的编织绳也要排队。”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如是说，她为孩子选购了一款兔子样式的转运珠。
同样受到欢迎的，还有投资金条。销售人员告诉中新财经，与黄金首饰相比，金条价格相对便宜，也更适合投资。
中新财经观察发现，在各类投资金条中，兔子图案的金条最受欢迎。“毕竟是兔年，保值的同时也有纪念意义。”一名消费者向中新财经表示。
白酒市场回暖 中高档最受欢迎
2022年的白酒市场，存货压力引起业内关注。临近春节，白酒市场再度回暖。
中新财经走访发现，目前不少百元价位的白酒仍处于买赠或返现的促销活动中。北京某烟酒超市的销售人员告诉中新财经，春节前白酒有相应的打折促销，中高档酒较受欢迎，高端白酒行情较好，这使得白酒的库存压力有所减轻。
北京某商超内，百元价位的白酒仍处于买赠或返现的促销活动中。 左雨晴 摄白酒市场的回暖同样出现在低线城市。
某低线城市的商场负责人向中新财经表示，近期白酒价格平稳，销售额同比提升5%。“主要是名酒提动了销售额。”他表示，目前200-400元价位的白酒销售较好，茅台、五粮液等高端酒销售额提升了约12%。
值得一提的是，为迎接春节，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古井贡酒等多家白酒企业还推出了兔年生肖酒，其中多数为限量发售。
促消费 多地发放消费券
为激发消费活力，近日来多地密集发放各类消费券，并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
例如，1月5日，广州宣布1月17日将再次向社会发放第二轮1000万元消费券，有效使用期覆盖整个新春假期；1月6日起，郑州陆续发放1500万元家电消费券；1月10日至2月28日期间，沈阳发放1亿元新春消费券；1月11日，天津第二期“津乐购”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总计发放1.15亿元……
有媒体报道称，2022年12月份以来，已有超过40个城市宣布发放消费券，覆盖汽车、餐饮、冰雪运动、文旅等多个领域，部分地区还提出了景区减免门票吸引游客。
与此同时，线上促消费正与线下同步开展。据商务部介绍，“2023全国网上年货节”2022年12月30日至2023年1月28日举办，本次年货节的主会场设在广东，各地分会场也将举办各具特色的配套活动。各地共同行动，为消费者带来丰富多彩的网络促销活动。
商场中热闹的气氛、浓浓的年味，正向人们展示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完)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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