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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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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解码兔年 | 李茜：兔年说兔，谁是地球上兔子的“老祖先”？******　　编者按：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中国传统的兔年春节将至，历经疫情考验的人们心怀希冀。自2023年1月18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解码兔年”系列稿，探究春节文化、“双立春”等的意涵与影响。

　　中新社北京1月21日电题：兔年说兔，谁是地球上兔子的“老祖先”？

　　——专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李茜

　　中新社记者孙自法

　　2023年是中国传统的癸卯兔年。兔子以其活泼好动的特点，颇受人们的追捧与喜爱。

　　可爱的兔子如何起源演化而来？这个问题一直备受古生物学界关注，也引发诸多争议，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所)野外考察队在安徽潜山约6200万年前地层中发现并命名为“安徽模鼠兔”的化石，研究确认它是兔子的祖先类型，才平息了兔子起源争论。

　　安徽模鼠兔何以成为“兔祖先”？其后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化过程？研究上还有哪些未解之谜？兔年到来之际，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李茜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兔年说兔，科普揭秘兔子的“前世今生”。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视频：【东西问】李茜：中国发现的化石为解决“鼠兔同源”争议提供关键证据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兔子起源研究在古生物学界曾有哪些争论？安徽模鼠兔化石的发现，为兔子起源和鼠兔同源研究提供了怎样的关键证据？

　　李茜：今天大家都喜欢的兔子这种小动物，它在世界上虽然分布广泛但分类上并不庞杂。在古生物研究历史上，关于兔的起源曾经有非常多的争论，包括兔可能跟踝节类有关系、兔可能起源于亚洲特有的一类生物等，鼠兔是否同源也是学界长期争议的话题，因为缺少关键的化石证据，所以很长时间没有达成共识。

6200万年前“兔祖先”安徽模鼠兔的复原图。中科院古脊椎所供图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科院古脊椎所在安徽潜山盆地发现约6200万年前的安徽模鼠兔化石，古生物学界对兔的起源才有了全新认识。

　　安徽模鼠兔化石发现时，虽然头骨材料并不完整，但它的门齿、颊齿这些很重要的结构都被保存下来，一些下颌材料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特征。科学家们通过仔细分析和深入研究发现，安徽模鼠兔的上门齿跟今天兔子相关的结构特征非常接近，包括上门齿都是两对、前一对从前面观察能够看到表面有纵沟等。根据这一系列结构特征分析，科学家认为安徽模鼠兔跟现生兔子是有关联的，代表了今天兔子的祖先类型。

　　在发现安徽模鼠兔同一盆地同时还发现另一类非常重要的、命名为“东方晓鼠”的化石。安徽模鼠兔具有现生兔类特征，跟今天的兔子有亲缘关系，因此是“兔祖先”；东方晓鼠则具有一些啮齿类也就是鼠类的特征，可以说是“鼠祖先”。

　　这两类化石不光一个像兔一个像鼠，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很多相互交混的特征，这为解决鼠兔是否同源的争议，提供了非常好的化石证据，经过对比研究最终提出鼠兔同源的观点。

6200万年前“兔祖先”的安徽模鼠兔化石。孙自法摄

　　中新社记者：安徽模鼠兔如何演化出今天的兔子？从约6200万年前至今，兔子演化进程中有哪些重要分支节点？整体上呈现怎样的演化趋势？

　　李茜：分别作为兔、鼠祖先类型的安徽模鼠兔和东方晓鼠在约6200万年前同地同时被发现，约5800万年前的古新世和始新世之交，兔形目和啮齿目就已经分开，开始各自独立的演化。

　　整体上，兔子在地球上的分布及演化是一个较为连续的过程，但它们在不同大陆上出现的时间并不一致：亚洲最早的兔形目化石记录是大约5300万年前，北美最早的记录是约4300万年前，欧洲要相对晚一些，大约2500万年前才有可靠的化石记录，非洲最晚，1900万前才有化石兔形类的出现。

　　中国不仅发现安徽模鼠兔化石，还在内蒙古约5300万年前的早始新世地层中发现目前已知最早的兔形目化石，将其命名为“远古道森兔”，在河南中始新世地层中(距今约4600万-4300万年)发现目前所知较早的兔科化石——“洛河卢氏兔”。

6200万年前“兔祖先”的安徽模鼠兔化石(右)和5300万年前的远古道森兔化石。孙自法摄

　　此外，中科院古脊椎所在内蒙古约3000万年前的地层中，还采集到保存非常完整的兔子骨架化石，经鉴定为鄂尔多斯兔。距今约3400万年前，地球上曾发生过一次全球性的大降温事件，哺乳动物也受到此次大降温事件的影响，在东亚出现一次非常明显的哺乳动物替代事件，也就是降温事件后兔形类和啮齿类替代奇蹄类成为整个哺乳动物群中的优势类群。因此，对这一时期发现的兔形类化石的后续相关研究，将对理解这些类群如何适应气候突变、生物与环境的协同演化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从安徽模鼠兔起步，到远古道森兔、再到洛河卢氏兔，以及其他非常丰富的兔形类化石，这些材料使得中国拥有相对完整的兔演化的化石证据链，从而为兔子的起源演化研究作出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李茜研究员展示介绍采自内蒙古地区约3000万年前一件保留出土时状态的一只兔子完整骨架化石材料。孙自法摄

　　中新社记者：安徽模鼠兔化石发现及深入研究，为兔子起源、鼠兔同源等关键之争划上句号后，兔子起源研究领域是否还存在未解之谜？

　　李茜：目前，在兔子的起源演化研究领域，其实还有较多未解之谜。

　　首先，安徽模鼠兔是兔类“老祖先”虽然已毫无疑问成为中外学界共识，但再往前追溯安徽模鼠兔的演化源头，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好的化石证据来回答，也是科学家们希望探索和解决的谜题。

　　其次，虽然我们找到了6200万年前的“兔祖先”安徽模鼠兔，也有众多被归入兔科中的早期属种在欧亚大陆广泛分布，但是现代兔类的祖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欧亚大陆的记录是缺失的，在距今约800万年左右它们突然在亚洲和欧洲辐射开来，目前对这一被科学家们称为“兔事件”的过程尚无清晰的认识。这一问题还与现生兔类起源有很重要关系，因此也成为古生物学家一直探索的兔子演化的关键问题之一。

　　第三，兔子包含有兔科和鼠兔科，目前所发现的早期鼠兔科化石材料都非常破碎和零散，鼠兔科起源依然成谜。虽然中国已发现一类称为链兔的化石材料，但它是否为真正鼠兔科最早化石及起源还有争议，后续希望能发现更完整的化石材料来进行研究确定。

　　现生鼠兔科动物在中国青藏高原大量分布，它对环境特别敏感，堪称环境变化的“晴雨表”，尤其是对今天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环境保护等均有重要研究意义。例如新疆的伊犁鼠兔，现已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李茜研究员兔年说兔，科普解读兔子起源演化的“前世今生”。孙自法摄

　　中新社记者：在兔子起源演化研究过程中，中国科学家与国际同行开展了哪些合作研究？有什么代表性合作成果？未来国际合作研究有何计划安排？

　　李茜：兔子起源演化研究中，中科院古脊椎所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安徽模鼠兔化石之后，很快进行研究工作并将研究成果带到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合作交流当中。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提出“鼠兔同源”概念，并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进行展示介绍，随即引起国际学术界尤其是研究兔形类和啮齿类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随后的进一步研究里，中国不仅对兔子起源演化开展形态学研究，也参与到通过古生物学的形态学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当中。时至今日，无论是古生物的形态学研究，还是综合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国际学术界都已认可“鼠兔同源”概念，安徽模鼠兔是兔子的“老祖先”或者说祖先类型，也成为国际学界共识。

　　同时，因为在中国发现“兔祖先”化石，以及较为完整的有关兔演化的化石证据，这也吸引非常多的国际同行到中国来进行相关国际合作研究。前面提到，兔子起源演化研究领域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在破解这些谜题的时候，中国所拥有丰富的、重要的兔化石材料将更富吸引力，相信未来在这些领域会有更多国际合作的推进，产生更多的研究成果。

　　值此兔年到来之际，中科院古脊椎所科研团队根据安徽模鼠兔化石研究成果，对“兔祖先”形象进行科学复原并完成生态复原图，展示出6200万年前潜山盆地的生态环境面貌，并成为央视兔年春晚吉祥物“兔圆圆”的灵感来源和设计基础，我们也借此祝大家兔年新春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兔”飞猛进、大展宏“兔”。(完)

　　专家简介：

　　李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古近纪哺乳动物及陆相地层学方面的研究。重点研究小型哺乳动物(啮齿类、兔形类等)的分类和系统学，物种的起源和演化，及哺乳动物与古环境之间的协同演化。她迄今已在国际及国内核心期刊杂志发表研究论文70余篇，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是在中国诸多地点和层位上首次报道有关啮齿类和兔形类化石，对其中不同门类的起源和演化提出新的认识、进一步证实啮齿类的亚洲起源。二是首次建立起东亚早始新世至早渐新世啮齿类化石的连续演替序列，该序列明显反映出啮齿类对同期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响应；该序列也成为中国及东亚不同地区地层划分和对比的重要参照。三是推进并解决亚洲哺乳动物分期与北美及国际分期之间对比的问题，建立有年龄标定的古近纪地层框架，为中国陆相地层建阶提供有力支持。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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